专访何江：从湖南农村到哈佛演讲台再到福布斯创变者榜单

枫雪飘逸

何江是首个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大陆学生。

2017年伊始，一位来自中国农村的28岁年轻人登上了美国福布斯医疗健康领域“30位30岁以下创变者”（Forbes 30 Under 30）的榜单。他是第一个作为演讲者站上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台上的中国大陆学生何江。

出身于湖南农村一个贫寒的家庭，即便是我们现在早已熟视无睹的水和电，在何江小时候都是奢侈品。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从村里的小学走入了县城中学，考上了中科大并拿到了最高荣誉的郭沫若奖学金，最终进入了美国的最高学府——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MIT）。

元旦假期结束，何江刚回到在波士顿的实验室，便收到了福布斯杂志发来的消息。“这也算是新年一个好的开始，”何江笑说。

美国福布斯30岁以下创变者的榜单始于2012年，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等改变行业格局的领军人、变革者也曾名列其中。

从中国农村的贫困家庭，到世界顶尖教育殿堂的演讲台，再到象征财富、代表企业家精神的福布斯杂志，何江在不足30年的人生中跨过了几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在外人看来完满成就了美国梦的中国学生，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成长经历、中美教育、教育公平，以及科学研究的社会责任，又是如何反观近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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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这样的例子，在美国不太可能进入哈佛”

记者：能否谈谈你小时候成长的环境？

何江：我成长的时候，我们家的条件在村里是算比较困难的。那时候其实很多农村小孩已经不太干农活了，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也比较宠小孩。但是我和我弟弟从5岁就开始帮着父母一起干农活了，直到大学放暑假回家也还是会帮忙。小时候我爸爸就经常跟我们讲，他十五岁就当家了，所以他也要求我们从小独立，要求我们学会干农活。农村人比城里人未来的不确定性要大很多。

我们那时候小，也很羡慕其他小孩放学都可以去玩，我们却只能呆在家学习，或者下田。湖南闷热，但即使是四十几度的大热天，我们还是要在水稻田里把活干完。别的父母打工回来会给小孩带零食和玩具，我那个时候也有些自卑心理，不太愿意出去跟别的孩子玩，就呆在家学习。

但也因为这样，我从小就懂得你必须要干活家里才有足够的收成，才有饭吃。有了这种经历，你会感觉到能够呆在学校读书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爸爸当时经常拿来吓我们的一句话：你如果读书读不出去，你就天天只能干这个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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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父母对你的教育跟其他农村的父母有什么不一样？

何江：当时我的很多同学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对孩子的学习生活没有太多时间过问。但我爸爸一年在外打工的时间不是很多，妈妈也常年在家，所以管教我们学习的时间更多。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很感激我的父母。

我爸爸对我们的学习管得很严，要求比其他的父母高很多，总是不断要求我们要做得更好。我也受了我爸爸的影响，一直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除了功课以外，他还会鼓励我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表达能力，鼓励我踊跃在班级上发言、演讲。但是这种观念在其他父母那里是比较淡薄一点。

在农村，虽然大家都知道教育下一代很重要，但像我父母这样再苦再累都能坚持下来的并不多。那个时候课外的辅导书对我们来讲是很贵的，大多我都是去借，但我父母都会省下吃穿的钱给我们买书。我们家里面一直都没有什么家具，大部分都是请当地的木匠做的一些比较粗糙的家具。直到我上大学，他们觉得供出了一个大学生了，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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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是什么时候有了出国念书的想法？

何江：我小时候觉得能够进城念书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梦想了，后来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出国也是上大学之后才有的想法。

记者：你觉得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对你改变最大是什么方面？

何江：刚来美国的时候，身边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在不自信和焦虑中，但是也正因为这种焦虑感，我才真正觉得应该主动改变。那时候我每天都逼着自己去参加外国人的讨论会、活动。

我当时很想了解美国的校园文化，很好奇美国大学如何培养出这个国家未来的精英，所以就申请了大学的辅导员。组织了很多活动，也跟他们一起生活。美国这边的学生很重视社交。中国大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相对较多，但在美国课外活动组织很多。

除了专注自己本身的科研，我有时间的时候还会去选其他专业的课，例如哈佛商学院的课。商学院的课让我获得了跟普通做科研的博士生不一样的看问题的方式，会刺激我去想科研成果可以怎样更有效地去转化、传播，另外也启发我如何去与人交流协商，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通过这些课，我还认识了一些科研公司的人。

现在想起来，虽然那个时候压力很大、很焦虑，觉得自己需要学的东西很多，但这可能正好是一个探索的时期，让我真正发现了一些自己从前没有被发现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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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经历过中美两国的教育，能否谈谈这两种教育的优势和劣势？

何江：中国初高中的教育，尤其是在理科方面，我觉得比美国做得扎实。美国即便是我在哈佛教过的学生有些数学程度也很差。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把所有人都拉到高考这个标准化的线上，但是美国的教育相对比较个性化一点。中国教育评价的标准就是成绩，强调不要偏科，但在美国你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因为他们评判一个学生的标准比较多元。

美国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更强一些。国内大部分大学里老师还是权威，能真正让学生去发掘自己的兴趣并去实践的还是少一点。在美国，即便是诺奖级的教授，和学生交流也像朋友一样，会鼓励你去尝试、探索，让你去发掘自己的潜力。我觉得这种发掘兴趣和探索的能力，无论在科研和生活中都非常重要。我现在比刚到美国的时候自信了很多，因为对自己的认识更清晰，也更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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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教育公平的角度，你如何看待中美两国的教育体制？

何江：我当时曾经跟哈佛的经济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聊过中美教育制度的公平性的问题，他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像你这样的例子，在美国不太可能进入哈佛。”如果没有高考，我不会走到今天。

高考制度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学生苦学这么多年只为了一个考试。这个制度应该去改善。但从目前这个状况来说，高考确实给中国底层的人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让他们有可能享受到好的高等教育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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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觉得这些年的农村教育对比你的年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何江：从某个角度来说，农村教育是变得更糟了。我后来到了城市里面才知道城市里的人对教育的投资有多大，但是农村的观念完全没有跟上这种变化。教育的投资比很多年前可能会多一些，但是远远赶不上城市的速度，也没有这么多的财力支持。这种差距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乡村学校的教育水平变化也不大，乡下很多教育资源的整合效率很低。就像我当时在村里念的小学，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师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面，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对比城市的中小学教育，这些年变化就太大了，学生的眼界也拓宽了很多，已经具备很国际化的视野了，但是在农村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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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这种趋势下，你觉得像你这样的例子，今后在中国会越来越难出现吗？

何江：是的。城乡资源分配不均衡，可能导致乡下的孩子通过教育出来会更难。这也是为什么乡下这些年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人越来越少。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一个家庭里培养一个大学生，跟农民工去赚的钱，可能差不了多少。但是培养一个大学生成本太高，那些坚持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上大学的农村父母可能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于这一点，其实我也很矛盾。一方面我很理解，因为乡下来的大学生毕业去找工作确实是会比城市人困难，因为他们的人际关系网远不及城市长大的孩子，而且很多乡下来的孩子也会有不自信、内向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仍然很坚信教育是会改变一个人，不仅仅是知识方面，而且是转变你的整个人生态度，这不是几年的事情，而是未来几十年的事情。去打工从短期来看，利益是立竿见影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并没有让人能够跳出这个圈子。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教育的收益是更加长远的。虽然这个过程会很痛苦，因为你可能觉得我在子女教育上投资了这么多，但是真正看到的利益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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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记者：这次你入选福布斯30岁以下的创变者，其中一个原因是你出色的科研成果。能否谈谈你比较主要的科研成果和近期在进行的项目？有哪些突破？将会被应用在什么方面？

何江：我在哈佛做的一个研究是用单分子显微成像技术来研究流感病毒和人体宿主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能掌握流感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通路和产生的反应，将来可以应用于抗流感药物的研究等方面。

在麻省理工这边，我的研究是哈佛研究的延伸，更偏实际应用。其中一个是在体外培养肝脏的项目，可用于研究病原体与肝脏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决疟疾、肝炎病毒等问题。肝脏组织在体外培养很难，一旦拿到体外很快就会失去活性。目前我们实验室基本能够做到模拟肝脏功能，并且是让肝脏在体外保持活力最久的一个技术平台。例如疟疾，现在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实验室能够把它的整个感染周期在体外培养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另外一个研究是癌症的早期检测，目前国内医院检测癌症最常用的技术是CT、X光，但这样诊断出来的大部分已经是癌症的中晚期，一些癌症扩散很快，到了中晚期很难治愈。我们现在做的是基于纳米材料的技术，纳米材料能够比较精准地进入到癌症组织，发生催化反应，产生信号，就可以精准检测到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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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福布斯关注的另一点，也是你之前在哈佛的演讲上曾经谈到的，希望促进先进科学技术的转化和应用，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以惠及更多的人，这种想法是从什么时候萌生的？

何江：真正触动的点还是来哈佛之后，接触到很多很酷炫的、前沿的研究，但如何把这些研究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并应用到社会中去，促进社会的公平？我当时的演讲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从这个方面来思考自己的研究和从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