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885.19亿元,同比增长9.02%。据行业人士初步估计,这其中有接近60%是国产处方药销售收入,也就是有将近16,000亿元的处方药市场。国内这些处方药的销售绝大部分采取底价发包模式进入市场。 “营改增”之前,由于各地方税点的差异,加上过票公司存在大量不开票销售产生的“多余票据”,使得大包商可以通过商业“过票”方式,转嫁高开后提现风险,以维持渠道推广过程中的各类费用支出。 而“两票制”“营改增”的到来,对医药工业从渠道到终端,乃至整个营销模式将会产生重大变革。 根据“两票制”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开出第一票到医药配送公司,后者开据销售第二票直接到医疗机构,压缩了流通环节。 此外,“营改增”政策的执行,以及各地市金税系统的升级,所有发票的开据都在税控系统中完成,并且“营改增”政策下商业过票风险巨大(虚开增值税发票与刑责挂钩)。增值税抵扣采取逐个逐项分类抵扣,过程中必须严格做到票、帐、货相符。例如:“营改增”前,药品生产企业在票面折让时可以在票据上按一定比例总体折让;而改革之后,每笔折让都得细化到品种,这导致商务成本增加。 由于过票代价极高,药品从厂家进入商业高开难,高开部分对厂家财税处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那么干脆以底价进入市场价格透明化,而这无异于面临自我降价的过程。随着各地招标平台价格间的联动,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进行临床推广特别是给到医院终端的利益分配,最终可能沦为退出市场的噩梦。摆在制药企业面前的只能是选择高开出厂药价。 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样的举措将迫使代理商或医药自然人(我们称之为“居间人”)消失,然而对此笔者理解却相反。大量存在的医药流通领域的医药自然人特别是大居间人,不仅不会消失,反倒会成为供应链上游也就是医药制造企业以及中间医药流通企业争夺的焦点。那些靠近并掌握着终端市场,并且能够解决高开后票务处理大额提现返佣金的代理商或医药自然人,将得到更多底价发包的制药企业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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