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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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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8 1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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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重庆
恩师张汉祥院长
提出“脏腑理论”
1961年,也就是我系统学习中医三年后,国家卫生部郭子化副部长(主管中医)及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带领一批人考察西医学习中医班的学习情况。在湖北中医学院视察研究班的学习情况时,让学校召集我们全班同学开会,谈谈个人的学习心得体会。在会议上,同学们都发言了。我也发言了。
我说我学了中医以后,感觉到中医的理论是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与现代医学迥然不同,博大精深,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首先体会到中医理论体系中,它的“心”指的是大脑,把“心”作为人体最高的调节中枢(心是君主之官也),而且它能够调节人体的各个内脏,使它有规律地维持它本身的生理功能。这是古人的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两千年前就已经阐明了这个观点。这种观点在现代医学中,在20世纪20—30年代间,苏联的巴甫洛夫通过条件反射的动物实验,阐明了“大脑皮层的高级神经活动是人体的最高调节中枢”,他的弟子贝克夫进一步提出了“大脑皮层内脏相关学说”。我们的先哲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这一概念,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我们的祖先真了不起,这是我们的骄傲。在治疗方面我举了个例子,中医治疗是采用“辩证施治、因人而异”的个体化治疗原则,治病处处以整体观念去指导,并且以脏腑为基础。比如失眠,现代医学治疗主要是用镇静药,如果一个药不行,就另外换一种药。但中医就不是这样了。中医治疗以“心”为主导,心就是大脑,以脏腑为根据,方法比较多。如辨证为心脾两虚证引起的失眠,是一种治法;如辨证为心肾不调性失眠,就是另一种治疗方法。如此看起来,中医的治疗是辨证的、因人而异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法,这就比较好。发言完了,就散会了。
在毕业典礼上,我提出了“体表内脏相关学说”,《湖北日报》作了报道。
过了两三个月,国家卫生部给湖北中医学院来了一封信,学校领导就找我来了,让我带几个同学到北京写论文。我还愣住了,这怎么办?经学校研究,派湖北中医学院的教务长和我去北京,先问清楚是怎么回事。我1961年10月10日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我们住在友谊饭店。第二天就到卫生部,见了吕司长。他说,小许你来了,好啊。那时卫生部是平房(摄政王王府)。他问,小许,你那天的发言再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回去写一个大纲来。我回到饭店连夜写了个大纲,又去卫生部见吕司长。他一看,说,行了,你回去就写这个论文。回来以后,学校组织了一个小组,收集材料,最后让我(第一位)、张大钊、李瑞臣三人为主笔。那时候是冬天,又在困难时期,我们在学校的一个房间里,一张方桌,我们三人就在那里日日夜夜地,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并且征求湖北中医学院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初步定稿后,我和张大钊两人去卫生部交稿子。吕司长说,就这么定了,把题目改为“从脏腑学说来看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我们就回来了。
1962年5月29日,这篇论文在《人民日报》摘要刊登,5月30日在《健康报》全文转载,并正式发表于《中医杂志》1962年第六号。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中医界和西学中反响较大。全国展开了讨论,《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讨论情况。后来,脏腑学说被收入我国第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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